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起源于1934年西北红军成立的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予以撤销。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的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仲勋同志在为《陕甘宁边区史》所作的序言中谈到：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指导全国人民革命运动胜利的摇篮，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中枢……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经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前期雏形。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史料，有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建设上的历史经验。

近年来，学界对延安文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对于作为儿童精神给养来源的儿童文艺关注和研究严重不足。人们谈及抗战时期的儿童文艺作品，更为熟悉的是大后方、沦陷区的作品，如苏苏（钟望阳）的《小癞痢》、贺宜的《野小鬼》等，对于根据地解放区的作品，熟悉的是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查员》等，很少涉及陕甘宁边区的作品?！吨泄难Т笙怠贰督夥徘难Т笙怠分幸布偈章忌赂誓咔亩囊兆髌?。事实上，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格外重视儿童的教养工作，文艺界联合教育界调动了多种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其进行文学、思想及全方位的教育启蒙，尤其重视抗战教育和劳动教育。这一时期涌现出刘御的儿童诗、严文井的童话、丁玲与柯蓝的儿童小说、胡沙的儿童戏剧、董纯才的科学文艺，还有版画、连环画、歌舞、谜语等多种形式的儿童文艺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是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边区少年儿童的生活样态和精神状貌。陕甘宁边区的作家笔下，大致塑造了以下四类儿童形象。

战争中的苦难儿童

抗日战争时期，无数家庭在战火中支离破碎，大量儿童被迫踏上流亡之路，这些难童不仅失去了亲人的庇护，更时刻面临着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孩子们稚嫩的生命成为战争最触目惊心的牺牲品。陕甘宁边区的作家们秉持着现实主义原则，真实描绘了难童的悲惨生活。公木的诗歌《孤儿叹——寄调小白菜》（1941）写出小小难童的悲苦：“爹娘被杀房被占呵！小小年纪走四方呵！”“日落西天无处睡呵！想起爹娘泪汪汪呵！”柯蓝的诗歌《小盲女》（1942）关注到了残疾儿童群体，小盲女幼小的身体与残缺的感知是生命苦难的象征，诗人不忍耽溺于她的痛苦，而是借想象小盲女重获光明表达出对新生活的渴望。侯唯动的诗歌《童工——看张仃同志抒情画展而作》（1941）刻画了为谋求生路成为童工的孩子，“看你跌坐的样子，活像空空的一条布袋，枯黄的手无力地捻着，这条挂在脖项上的草编的绳”“紧闭的嘴唇使沉思凝在心里”“褴褛的衣衫遮不住垢污的肢体，沉默在脸上盖蔽不了忧伤”，诗人忍不住发出追问：“小孩，你为么就有了中年人的悲郁呢？”描画出底层儿童遭受到战乱与贫困双重折磨下的面容，令人唏嘘不已。刘御的诗歌《两个小鬼》（1940）记录了两个小战士之间的私语，新来延安的“小上?！币蛳肽罴蚁缍诵穆淅?，参军三年的“小东北”安慰他的同时，也回想起“九一八”和自己亲人的惨痛经历。萧三的诗歌《给儿子阿郎》（1939）中，诗人向儿子介绍了这些受苦受难的小同胞：“他们成千的失去了爹娘——到处流浪。他们成千的被炸成灰烬，无辜遭殃。他们成千的被日本强盗掳去，运到异乡。想养大他们去当炮灰，作奴隶，想叫他们去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先使他们忘掉自己的语言，来历?！笔擞蒙钋榈挠镅越彩隽苏交鹬泻⒆拥牟恍颐耍衣读说腥说南斩裼眯?。李又然的诗歌《给弟妹们——并且给“少年剧团”全体同志》（1941）用第二人称与孩子们对话：“看年纪，你们的‘责任’是游戏。但是你们，竟也已经受尽了民族的苦难。你们中间，有的，不是还小得脸都需要妈妈或姊姊，亲手洗吗？却也奔走于大江南北，像越过一条小溪。你们用流亡，代替读地理；用参与历史的改造，代替读历史；用捉汉奸，代替捉小狗，小猫……”孩子们在本该无忧无虑、读书学习的年纪，却承受着国仇家恨，到处流亡……这些作品中刻画的苦难儿童令人怜惜、心痛，更激发了人们对侵略者的痛恨与反抗情绪。

战争中的英雄儿童

抗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的故事，其中也不乏少年儿童，他们不怕牺牲，舍己为人，体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感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陕甘宁边区的作家们也塑造了多个这样的英雄儿童形象。《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37）是抗战小说中的名篇，这是丁玲到达延安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讲述了掉队的小红军借住在村民家中，被白军抓捕，危急时刻他真诚地请求敌军长官：“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把，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小红军以崇高纯粹的信仰和博大的胸怀感化了敌军。白军连长大声喊道：“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还有人要杀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据说这篇小说在当时感动了大量国民党战士，调转枪口一致抗日，其作用不亚于“三千毛瑟精兵”。柯蓝的小说《一只胳臂的孩子》讲述了“我”发现儿童团中一个孩子的“右衣袖搭拉着甩来甩去”，忍不住进一步追问，那个腼腆的孩子只丢下一句：“问它干吗，没有这一只胳臂不是一样打鬼子吗？”说完一溜烟跑掉了。原来这孩子在站岗时遇到鬼子来扫荡，他挥舞着镰刀提醒其他孩子快跑，被鬼子砍下一只胳臂，当场昏死过去。听到这里，那些顽皮的孩子都低下头去，揉着眼睛。讲故事的老者嗓子也沙哑起来：“这孩子不愧为中国孩子，有骨气！”读完小说，孩子的那句朴实却掷地有声的话语让读者深受震动，战争让他丢掉了一只胳臂，但他没有丝毫的委屈和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抗敌精神。这篇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成熟，从最初的印象层层深入，利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将老人和孩童的只言片语一片片拼贴出了“一只胳臂的孩子”的勇敢崇高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篇和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堪称边区儿童小说的典范之作。

董均伦的小说《村童》（1942）讲述敌人偷袭村子，在交战中，驮着两口袋洋钱的白马无人驾驭四处乱跑，而那两口袋洋钱是给八路军战士解决棉衣问题的。在熊熊烈火中，一个13岁的孩子英武地骑上了没有马鞍的白马，并驯服了这匹受惊的烈马。之后，他两次冒险前来向连长报信——因为熟悉地形，他知道哪里有突破口可以撤退。最终，战士们成功突破了敌人最薄弱的包围圈。当连长要拿洋钱感谢他时，他却坚决不要，只是一心想要参加八路军。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只是一个村童，没有经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是他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斗的局势，令人异常钦佩。作者在描写他刚来报信时“手不住地提着裤子跑，一张小方脸透露出惶惑而紧张的神情”，十分真实地勾勒出一个裤子不合身的贫苦孩子初见战火的本能反应；当他跃上马背迅速驯服白马时“他圆圆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眉毛随着动作飞舞着”；而最后他要参加八路军时，眼神坚定而执着，初步显露出一个未来战士的英勇本色。这些英雄儿童形象的塑造，既是对抗战精神的弘扬，也是抗战宣传教育的利器。他们虽没有姓名，却成为万千少年儿童的榜样，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延安的“红小鬼”勤务兵

“红小鬼”最初是对中国工农红军中小战士的称呼，后来也泛指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少年儿童?！昂煨」怼笔侵泄锩飞系囊桓鎏厥馊禾?，他们在战火和军队中长大，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红小鬼”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勤务兵?？拐绞逼冢拔男薄拔目埂钡男矶辔囊展ぷ髡?，身边都配备了一个勤务兵负责协助他们的饮食起居，这些勤务兵多是十几岁的孩子，出身贫苦，没受过什么教育，工作中难免出现贪玩、贪嘴、偷懒等小毛病。因他们多与作家打交道，自然就被作家纳入了创作视野。

柯蓝的小说《背乌龟的孩子》（1942）通过打扫卫生和打饭两个生活场景表现了“红小鬼”刘金做事马虎敷衍、爱占小便宜的毛病。比如扫地时，刘金从门口往屋里扫，扫地前不洒水，随便划拉几下，纸屑烟头都没扫掉，还弄得满屋尘土；到了开饭时间，他先打一碗菜藏起来，很没礼貌地招呼大家来打饭，最后再给自己留一份菜，一个人占两份，害得大人们都不够吃?！拔摇倍运泶锪瞬宦?，他不服气地说：“你要去报告就去报告！我就不愿干这个活的！我早晚要闹枪杆子去！”原来，少年胸中是藏了不痛快的，他不愿学习文化知识，一心想扛枪上战场，那样才痛快威风，这其实反映了战时少年儿童的普遍心理状态，向往战场却对战争十分懵懂。然而，作者并没有将刘金当作一个反面角色来写，而是让读者感受到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有着孩子的懒惰、嘴馋、自私、嘴硬等通病。当刘金受到惩罚，背上乌龟的木牌，被大家嘲笑时，他的自尊心开始觉醒，想各种办法遮挡牌子，头低下来了，神色也没有以前那么凶了……最后的结局作者没有按套路写刘金变成了先进分子，只是写他的顽固有所松动，态度也开始转变了。这是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没有为政治宣传而刻意虚构拔高，符合人物的性格发展。

丁玲也写过几个“红小鬼”。比如回忆性散文《杨武城》（1937）中的杨武城，既是丁玲的小鬼，也是战地服务团的一员。他虽然忠诚，但是脾气不小，一听说不让他上前线，他“脸气得红红的，浓浓的眉毛蹙紧在一道”，大声地嚷着：“要换就快些，打条子给我吧！我要上队伍去，扛枪就扛枪……不打条子，我就开小差，那时莫怪我……”就是这样一个执拗又粗鲁的小鬼，在发大水时冒着被淹没的危险跨河来接丁玲，没有丝毫犹豫和畏惧，令人大为感动。丁玲的另一篇小说《入伍》（1940）写了勤务兵杨明才的故事。他一心想要扛枪，不愿做勤务。管理员派他护送一位叫徐清的新闻记（前方战士对文化人的称呼）去团部。一路上徐清总是耽搁时间，半夜鬼子打来了，杨明才把徐清从睡梦中拉起来掩护他逃走，又找到一个小窑供他栖身，自己多次出去探路。徐清千百次地告诉自己：这小鬼不会再回来了。而杨明才不但每次都回来了，还给他带回了干粮充饥，徐清“忍不住把他兄弟般的抱着了”。最后他们成功脱险，徐清对这段经历大加宣传，杨明才却依然坐在角落嫌弃着这项工作，盼望着回到队伍上去。这篇小说中的新闻记徐清和勤务兵杨明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徐清身上具有文人的特性：理想主义、自视甚高、自由散漫、依赖他人，在艰苦危急时刻越发透露出文人的软弱无力；而不喜欢这份工作的杨明才从未想过抛弃拖后腿的徐清自己逃跑，他时刻牢记着自己的责任，直到把徐清安全带回大本营。其间这个少年像老年人哄孩子一般照顾徐清，而身为成年人的徐清却如孩子般把杨明才看作救命稻草——这个身份颠倒颇具讽刺意味。小说的最后，杨明才对自己的“英雄壮举”并不在意，因为这不过是他习以为常的“分内之职”罢了。

延安的这几个“红小鬼”勤务兵形象塑造得真实、饱满，非常出彩，和以往完美的小英雄形象完全不同，他们顽劣、任性、狭隘、自私，但也善良、淳朴、讲义气、能吃苦，既有底层人民的朴实顽固，也有孩子的天真狡黠，他们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成长变化着的，他们的自尊心、责任心、大局意识、爱国思想都在不断增长，令人相信他们终将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三类儿童形象，无论是遭遇悲惨的苦难儿童，还是令人钦佩的英雄儿童，抑或是优缺点并存的“红小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扛枪打鬼子，为亲人报仇，跟着部队走，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孤儿叹——寄调小白菜》的结尾孤儿喊出“一心加入游击队呵，打了胜仗回家乡呵！”的心声。刘御的《这小鬼》（1941）中的勤务兵小鬼每天学认字、学拿笔、学吹号，勤学苦练，目的就是“让我到前线，参战去杀敌！我是河北人，我要打回老家去！”《背乌龟的小鬼》《杨武城》《入伍》中的三个“红小鬼”更是心心念念要扛枪上战场。刘御的儿童诗《梦》（1938）更是借用了儿童思维与儿童想象，满足了儿童想要上阵杀敌的愿望。梦是不需要遵循现实逻辑的，孩子们可以飞去前线！打鬼子用什么武器呢？“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个。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蒙耳朵?！碧焐辖的虻某【昂盟破捌么笥?，像洪水一般淹死鬼子；孩子的怒吼像打雷一样震慑鬼子。最后鬼子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以此达成了孩子的愿望，实现了一场狂欢化的杀敌盛宴。这首诗是“儿童本位”的诗歌代表，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诗人能够如此了解孩子的心理，用自在洒脱的形式写成这样痛快淋漓的诗歌，实属难得。

这些孩子为何都想要参军杀敌？这是作家的模式化写作还是为宣传抗战的刻意设计？二者皆不是，只因这些儿童文艺作品真实体现了那个时代少年儿童的共同心声。因为抗战不仅意味着“儿童要与成人同等地承受战争创伤，更重要的是儿童承担着与成人类似的抗战责任?！泵蠖诒咔澜逃谝淮未泶蠡嵘现赋觯骸拔颐堑拿褡迨且桓鋈狈逃拿褡?，但抗战已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成千百万新人。”抗战本身就是教育，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少年儿童，用异乎寻常的韧性，锤炼出百折不挠的决心，以及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他们不是向往战争，而是向往共产党的军队，向往保家卫国，向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这种凝聚着儿童真实经历和真情实感的抗战精神，是最珍贵和最牢固的。这种精神借由文艺作品传达出来，又影响和教育了更多的少年儿童。

劳动“小模范”和边区“小先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贫困，生产落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加入到生产劳动的队伍中来，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边区教育厅十分重视劳动教育，边区的自编教科书《初小国语》第一册中有这样的课文《两个好朋友》：“左手和右手，两个好朋友，不论吃和穿，动手样样有?！蔽⒆用鞘髁⒘恕袄投丛焖小薄袄投奚瞎馊佟钡募壑倒邸Ａ硪黄洞蠹叶帧氛庋吹溃骸拔业氖?，会扫地，爸爸的手会种地，姐姐的手会洗衣，妈妈的手会缝衣。”一家人都辛勤劳动，文末的一句转折颇有批判力量“有手不动手，好比猪和狗”，用最质朴的民间比喻给孩子们讲述了最基本的道理。又如刘御的儿童诗《学打铁》（1939）：“妈妈哈哈笑，拿上梭镖去放哨。爹爹笑哈哈，拿起镢头把地挖。姐姐哈哈笑，裁罢军衣剪手套。哥哥笑哈哈，提上大刀去把鬼子杀、杀、杀！”将劳动与抗战结合在了一起，体现出对抗战必胜的乐观态度与坚定信念。在这样的教育背景和日常锻炼中，边区的儿童都是劳动的好手，摘棉花、拾洋芋、除草、放牛、养猪、栽桑树、割榆树条、编筐、拾粪……样样在行，他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也锻炼了自身的强健体魄。

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了劳动文化两手抓的“小先生”。如刘御的《小阿毛》（1939）：“大门开，小狗咬。谁来了？小阿毛。别瞧阿毛年纪小，年纪小小本领高，会写信，会看报，会宣传，会放哨。他当小先生，当得呱呱叫?！薄逗涡”Α罚?945）：“何庄何小宝，本事真不少——拿起尺子他会量，拿起铁秤他会吆，拿起锄头会种地，拿起镰刀会割草。什么不懂他就问，什么不会他就学。去年学会认票子，今年学会写条条。村里办了黑板报，他就提笔学写稿。他写稿，写得妙：‘大家来看黑板报。你会看，教别人，你不会看请人教。’”《李有儿》（1945）：“李有儿，年纪小，去摘棉花不弯腰。眼儿明，手儿快，过来过去真灵巧。少说话，多做事，半天摘了一大包。和大人，比一比，有儿不比大人少。你叫他，小英雄，有儿听了眯眯笑?！闭饧甘锥厮茉炝思肝坏湫偷谋咔蜗?，他们虽然年纪小，却学习能力强，劳动速度快，很多方面不输大人，甚至可以当大人的“小先生”。诗人通过他们展现了边区的百姓生活，体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生命活力，符合人们对延安新生活的想象，从而吸引少年儿童们向往延安、走向延安，拥抱一种崭新的社会和崭新的生活。

陕甘宁边区的儿童文艺诞生于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诞生于延安艰苦卓绝的生产运动中，诞生于陕北黄土地上的一排排窑洞里，诞生于进步作家的革命信仰中，诞生于边区少年儿童的殷切期待中。这些作品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红色教育的精神传统和育人经验，影响着一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塑形和品格养成，今天仍值得我们细细探究。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陕甘宁边区儿童文艺研究（1934-1949）”（22BZW141）的阶段性成果］